一起原本普通的医疗纠纷，由于医患之间的互不信任，导致矛盾激化，案件诉至法院后，双方又迁怒于法院，拒不配合法院工作。最终在法官的不懈努力下，这起争执四年、经过四次鉴定的医疗纠纷终于作出一审判决，告一段落。

2011年11月9日，原告范某不慎跌伤，同月原告以腰1椎体爆裂性骨折入住某医院，并行内固定手术住院治疗18天后出院。2012年12月25日原告又以腰1椎体骨折术后入住被告处，准备取除内固定。被告某医院于2012年12月26日在全麻下对原告行腰1椎体骨折术后内固定物取出术，手术结束后将原告送回病房，在病房交接时发现原告意识丧失、口唇发绀、呼之不应，被告方立即组织人力进行抢救，抢救约90分钟后，原告恢复自主呼吸，但病情仍危重，院方建议转上级医院进一步抢救治疗，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原告当日16时被转往解放军第三医院住院治疗 35天，诊断为：缺血缺氧性脑病、肺部感染、腰椎骨折内固定取出术后、继发性癫痫、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等，花去医疗费三万余元。出院后，原告方认为被告某医院对其病情负有责任，而院方认为原告病情纯属“麻醉意外”，院方没有责任。由于医患双方经济条件、医学知识等严重不对等，双方在一次次交涉中，矛盾也一步步升级，患方认为院方推卸责任，院方认为患方无理取闹，以至于最后双方恶语相向。2013年9月原告无奈诉至法院，要求院方赔偿其各项损失138万余元。

案件受理后，法庭责令院方就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由于双方交恶，院方坚持认为属“麻醉意外”，拒不鉴定。转眼到了2014年4月，原告只得自行委托宝鸡某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某医院在对范某腰1椎体骨折术后取内固定物时腹卧位插管全麻后，过早拔管导致机能呼吸道梗阻，呼吸性缺氧，导致缺氧性脑病、继发性癫痫、器质性精神障碍，且病人术后出现异常情况抢救措施不得力等，造成范某术后出现严重后遗症，经治医院存在过失。某医院受到该鉴定意见后提出异议，认为鉴定程序不合法，要求重新鉴定。2014年4月法院又委托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重新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原告认为其在宝鸡的鉴定实属被告不配合的无奈之举，所以对于这次被告申请的鉴定，其绝不配合。经过耐心的工作，原告终于在2014年7月同意配合去西安鉴定，然而2014年7月22日西安交通大学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以“该病历疑难复杂、超出本鉴定中心业务能力”为由退回鉴定，原告认为退回鉴定系因被告某医院在鉴定过程中“耍手段”造成的，坚决不同意再次鉴定，该案再次陷入僵局。法庭遂给双方严肃指出以鉴定之名行拖案之实及拒不配合鉴定的法律后果，终于在2014年11月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法院再次委托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继续鉴定，在鉴定过程中，原告方提出范某主要系精神障碍方面的残疾，法院又委托陕西省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心对范某精神障碍作出司法鉴定，2015年5月陕西省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范某患有轻度至中度痴呆。其患有的轻度至中度痴呆与2012年12月26日手术期间出现脑缺血缺氧，有密切关联。2015年10月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做出了鉴定意见：某医院在范某的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过错，该过错对范某的脑缺氧状况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应为30-40%。

法院认为，范某身体受到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的参与度，涉及医学专业技术问题，判断和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应当依据相关的司法鉴定来确认。陕西正义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是在双方共同参与下确定鉴定材料和选择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在对相关鉴定材料进行审查后并听取双方陈述后作出的。该鉴定程序合法，对该鉴定意见，应予采信。依据该鉴定意见，可以认定被告某医院在对原告范某的诊疗行为中存在过错，该过错对范某的脑缺氧状况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其过错参与度应为30-40%。遂于2015年12月作出判决：由被告某医院赔偿原告范某该各项经济损失18万余元。宣判后，双方均不服判决，表示上诉。

该起医疗纠纷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留给我们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试想，在纠纷发生之初，如果有一个独立的政府的第三方专业部门就事故做出专业意见，并先行介入调解，双方矛盾又何故会步步升级？再试想，在纠纷进入诉讼后，究竟该由谁申请鉴定及就专业问题不鉴定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法官又何故会陷入双方都不配合鉴定的尴尬境地？对患方来说，一场医疗侵权诉讼，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精神折磨都是不能承受之重。是到了对有关医疗侵权案件中医疗鉴定程序性法律法规进行修改细化的时候了，否则，一场场迟来的判决又怎能抚慰患者支离破碎的心情？